第0037章 海禁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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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與尚寶司卿在中極殿討論礦稅一事，袁可立向朱由校提了兩個收礦稅的例子。
萬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撫白希繡向神宗揭發，山西每年征解稅銀四萬五千二百兩，稅監孫朝隻向內庫進奉一萬五千八百兩，其餘兩萬九千四百兩全部被孫朝假稱拖欠的手法占為己有。收上來的稅銀超過六成都被太監孫朝貪汙了。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向神宗揭發，稅監馬堂每年抽取各種稅銀在二十五萬到二十六萬兩之間，而每年向內庫進奉才七萬八千兩白銀，七年之內隱匿稅銀一百三十餘萬兩。收上來的稅銀超過七成都被太監馬堂貪汙了。
“礦稅太監在萬曆二十五年至萬曆三十四年間向內庫進奉了五百六十九萬兩白銀，陛下你想想，落入礦稅太監腰包裡的白銀有多少。”袁可立鄭重說道。
“也就說神宗皇帝隻拿了礦稅的一點零頭，礦稅太監各個成了暴發戶，是開礦征稅事件的真正受益者。”朱由校疑惑地問道。
“是的，陛下。神宗皇帝隻拿到礦稅的一點零頭，卻把整個國家搞得民窮財儘，經濟蕭條。也正是因為如此引發了一係列民變，最嚴重的就是臨清民變。稅監馬堂在臨清的新城、舊城內遍佈稅吏，竭澤而漁。凡遇揹負肩挑米豆雜糧的小販也不放過，以致小商小販不敢到城裡做買賣，小民生計受到很大影響。臨清百姓抗議，馬堂卻派人向百姓射箭，百姓群情激憤闖入衙門與衙役打鬥，並放火燒了衙門。臨清守備王煬從火中救出馬堂，卻不料遭到馬堂手下鄭惟明的誣陷。鄭惟明為了替馬堂掩飾罪行，把導致民變的責任推到王煬身上。神宗接到奏報，立即下旨把臨清守備王煬逮至京師審訊。王煬莫名其妙的成了替罪羊，馬堂卻逍遙法外。”
袁可立說完這一大段話，呼哧呼哧地喘氣，皇帝馬上吩咐太監給他遞了一杯茶。袁可立喝完茶，皇帝接著問：
“袁愛卿，你說對商業破壞很大，能不能具體一點。民變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挑唆。”
“回稟陛下，萬曆三十年戶部尚書趙世卿報告，臨清原有綢緞店三十二家，關閉了二十一家；原有布店七十二家，關閉了四十五家；原有雜貨店六十五家，關閉了四十一家。商業極度蕭條，行商幾乎絕跡。大明七大鈔關所征收的關稅，不但冇有增加反而大幅度減少。陛下，這難道不能說明問題麼？”
“朕明白了，袁愛卿放寬心，朕不會再提收礦稅的事。但是現在朝廷需要更多的稅款，這該從何得來呢？”
“陛下，一方麵是清丈田畝，另一方麵還是從商稅上著手。在萬曆中期，各地商業繁茂，從實際上說多收商稅是可行的。然而經過礦監稅監的對商業的巧取豪奪以後，行商大量減少，市場逐漸蕭條。現在多設鈔關，但是管理好鈔關與鈔關之間的交通，確定一個準確的合理的貨物稅，嚴格處罰增加雜稅貪汙公款的官吏，這樣朝廷仍然可以多收到稅而且不影響百姓的生活。商稅的高增長不在今年，而是在商貿繁榮以後。”
穿越者一聽，大概明白，袁可立是想擴大稅基，而不是增高稅率。這樣做是為長治久安著想，不能解燃眉之急。
“袁愛卿，這個建議好是好，但是時間太長了，遠水救不了近火。”
“微臣還有一個辦法，能大幅度增加商稅收入。這個辦法風險很大，很多朝臣會激烈反對。”
“什麼辦法？”皇帝前屈著身子問道。
“進一步放開海禁。”袁可立這句話說得一字一頓、斬釘截鐵，彷彿下了很大決心似的，然後他又做了進一步的解釋：“隻要能從海上貿易賺到錢，財政的難題就解決了一半。”
“好，袁愛卿，那你多講一講海貿的事情，朕很有興趣。”朱由校頓時眼睛發亮，要知道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正好是全球的大航海時代。在明朝，能意識到海洋價值的臣子是難能可貴的。
“回陛下，那微臣就要囉嗦幾句從頭講起了。太祖皇帝建立大明以後，厲行海禁，片板不許下海，並作為祖訓要後世子孫奉行不渝。當時太祖皇帝是有他老人家的原因，當時在東南海上有兩股勢力對我大明構成威脅：一是被太祖皇帝擊潰的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部，二是倭寇的侵擾。後來這兩個威脅都被成祖皇帝一一解決，纔有了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可謂是乘長風破萬裡浪。”
“朕聽說成化年間，憲宗皇帝想仿照成祖皇帝派人下西洋，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案卷。兵部尚書項忠派人去取，找了三天也冇有找到。原因是這些案卷已經被劉大夏拿去提前焚燬。有冇有這件事啊？”
“陛下是看了《殊域周谘錄》這本書纔有這個問題吧，臣也看過這本書。劉大夏焚燬鄭和下西洋檔案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這本書的記載有錯誤。劉大夏隻是把檔案藏起來了，勸諫憲宗皇帝打消下西洋的念頭以後，就把檔案送回去了。浙江歸安有個年輕人叫茅元儀，是茅坤的孫子。他正在寫一本兵書叫《武備誌》，其中就引用了下西洋的檔案。”
“原來是這樣，朕不學無術了，袁愛卿接著說。”
“雖然咱們大明開國之初實施海禁，但並冇有隔絕與海外列國的貿易，當時有朝貢貿易來充實國庫。當時外邦番國呈獻給大明皇帝的貢品隻是一小部分貨物，其餘大部分的附加貨物要經過朝廷的定價。貨物中的六成由朝廷估價購買。”
朱由校聽完恍然大悟，這種由“買方”定價的行為，其實就是在變相地收取實物稅。
袁可立見皇上聽懂了的樣子，繼續解釋道：“洪武朝時，日本國進貢刀劍，朝廷定的估價為三貫。”
“三貫”指的是寶鈔價格，而寶鈔是一種冇有準備金製度的不可兌換貨幣，幣值非常不穩定，三貫在當時僅相當於一隻雞的價格。如果貢使要換瓷器和鐵器，那所付出的代價則更高：一個青花白瓷碗價鈔三百貫，相當於一百把日本刀的價格；一口三尺闊的鐵鍋價鈔一百五十貫，相當於五十把日本刀。
“後來，永樂朝，成祖皇帝派鄭和下西洋打通貿易路線，通過朝貢得到大量的香料。這些香料可以用於支付國內大量文武官員的俸祿。”
“朕大概明白了，咱們大明朝貢收的基本都是實物，不是現銀。”
“陛下英明，事實的確如此。南宋高宗末年，僅市舶收入一年即達兩百萬貫。元朝前期，一年商稅折銀一般在四百五十萬兩左右，其中市舶收入占極大的比重。我大明建國初年商稅隻有二十幾萬兩，跟農稅相比可以說是九牛一毛。為什麼呢，因為朝貢來的貨物冇有計算在商稅裡頭。”
“那袁愛卿你說一說，為何太祖皇帝不擴大海上貿易，多收點商稅啊？”
“回陛下，一部分原因是我大明建國初年尚屬於休養生息的時候，商業並不發達。另外宋代有嚴重的冗官、冗兵、冗費的問題，財政負擔重，而疆域狹小，農業稅收有限，需要依靠商業和海外貿易的稅收來補充。太祖皇帝實行軍屯，規模龐大且行之有效，因而太祖皇帝時的財政不需要負擔軍費的支出。正因如此，太祖皇帝才說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我大明疆域遠比宋朝廣大，所以農稅也比宋代多得多。我大明官員的數量也不像宋代那麼龐大，官員的俸祿也比較低。國家財政主要依靠農業的稅收即可維持，不需要過度依靠海貿的稅收。”
“朕明白了，既然有海禁，應該隻有朝貢，冇有私人海商了？”
“回陛下，雖然有海禁，但是私下的海上貿易一直在進行。直到正德年間，武宗皇帝雖然有些荒唐，但是也正是在他執政期間，市舶司正式有了稅收。正德年間的抽分法，對貢使的附帶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實物稅。後來對大明海商也漸漸的照此辦理。因此海禁雖未明令廢除，但實際上已網開一麵。以廣東佈政使吳廷舉為代表的一部分開明官僚認為，私人海外貿易百法難防，無法禁絕，不如因勢利導，放寬海禁，承認私人海外貿易合法，從中可以征收較多的商稅，增加財政收入，補充軍餉，彌補財政上的困難。但是也有保守官僚反對，比如說當時的廣東佈政司參議陳伯獻，他就反對抽分。”
“那也就是說，海禁從正德年間就是子虛烏有了？”
“準確的說，是閩浙一帶地方官府徹底管不住海貿走私了。佛郎機人乘著他們的走私船，占領了沿海的一部分島嶼做生意，他們與大明當地的商人搭橋，賄賂地方官吏，使得走私貿易急劇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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